中华艺术是一种空间性的审美实践活动。中国电影受到传统审美意识的滋养，融合并开拓出“电影性”的方法论，使这门舶来艺术按照民族审美习惯向内适应与转化，释放出一种独特的艺术灵韵。中国电影借助远全景、空镜头的摄影技法实现传统审美意识中追求盈余与虚空的空间意识；以运动长镜头的视听语言继承并发展了传统“流观”的空间观照法则，把握、体验造化万物的运动轨迹与生命节奏；通过选择、摄取天地万象，将那些难以言表的“情”与“意”转化为可听、可视、可感的审美意象，让人心领神会。

近代中国深陷政治变局与外敌侵略的漩涡，晚清丧权辱国的切肤之痛，让先觉的思想启蒙者意识到“体育”之于国家与国民的重要意义。由此，早期体育电影中的“强国保种”观念与救亡启蒙意识从受尽屈辱的民族心理深处不断迸涌，“身体”的规训成为国族化发展必须计及的重要因素。最早记录中国国民体育、体操兵操的活动影像可追溯至1897年，从早期的“病态身体”逐步走向“健美身体”，这些影像所呈现的身体图景，折射出国人对身体观念的转变与自我塑造的努力。并在见证国家由沦丧到觉醒、由革新走向复兴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象征性标志。

深度融合、共生并存是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趋向。乡土电影，作为记录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趋向的重要媒介，它以动态影像的方式，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稳步实施绘制了一幅美美与共的“清明上河图”。在21世纪乡土电影中，城乡融合演变的路径历经了抵制、认同与共生三个阶段。抵制主要体现在社会层面的“礼”与“法”的冲突，认同表现为物质上的“向城而生”与文化上的“百鸟朝凤”，共生则指向共同体美学下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乡村振兴视域下两代乡民的精神合流。

本文以2024年都市女性电影《好东西》为研究个案，探讨“女性凝望”在该类型中本土化的实践路径、结构张力与潜在的哲学意涵。中式都市女性电影试图通过对“女性凝视”的重构，挑战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观看机制，以及重塑女性主体的叙事权力。然而，此类尝试往往难以完全摆脱符号暴力的循环与消费主义的异化，其批判性和先锋性由此受限。《好东西》一方面通过“调侃性解构”消解了劳拉·穆尔维提出的“男性凝视”；另一方面通过“疗愈性互望”建构出一种以女性情谊为核心的伦理视角，并推动了它在电影艺术上的创新。尽管如此，影片所呈现出的明亮、平滑、近乎无创伤的叙事基调，也遮蔽了主体的脆弱性，限制了电影对真实经验的深层探索。未来的创作或可进一步保留女性经验的模糊性，从而为女性主体的多重表达以及人类存在的无限性留下生长的空间。

新世纪伊始，中国西部电影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短暂沉寂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创作热潮。以《美丽的大脚》为创作先声，新西部电影承继经典西部电影时期的叙事主题和影像美学，在现实性、艺术性、哲理性、人民性维度实现创新与升维。西部广袤的地理空间与生态问题具有天然亲近性，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现实语境下，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成为新西部电影的一大突出特质。一批带有西部地缘美学特色的影片以生态批评为方法，在自然生态维度通过西部自然景观的意象修辞反思生态危机恶化的深层原因；在社会生态维度探讨现代性语境下人类如何与变动不居的家园共处；在精神生态维度关注现实境遇变化中西部百姓的生存寓言。新西部电影的生态书写不仅深化西部影像对现实问题的一贯追求，更为环境伦理矛盾的弥合及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提供现实路径。

“触感视觉”理论是当代电影现象学思潮中涌现的一个隐喻式概念，其本体是某类影像诱发的一种特殊的感知模式，喻体是“手对皮肤逐寸地触摸”。为了验证“触感视觉”的理论假说，本研究采取了认知实验的方法，运用眼动追踪技术测试了被试观看“触感电影”时的视觉变化情况。根据实验结果，分别从注视的离散、目光的游移、视野的追随三个维度讨论了“触感电影”诱发的观众感知行为，并将“触感视觉”的影像感知特征归纳为“目光的漫游”。

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工艺思想并非对立的二元结构，从纹样漆饰到“一色漆器”，“素髹”作为技法与风格的范畴，摆脱纹样富丽的限制，从具象形式语言转向抽象形式语言的表现，并发展漆饰风格在形式、纹理与结构上的现代性。本文以一色漆饰风格的漆艺作品为对象而开展研究，就极简主义艺术与一色漆饰风格的形式结构与美学精神相关联，进行包括文献、风格、比较等多层次研究与探讨。

婴童服装设计在展示与评估环节常受体型差异与动态表现局限，传统展示方式难以全面支持设计决策与市场预判。针对该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模态数据驱动的童装虚拟设计与智能走秀系统。系统集成高精度三维建模与物理渲染技术，通过自适应算法优化展示效果，显著提升了设计表现的真实感与动态交互性。特别地，系统运用深度学习模型对童装合体度进行实时评估，生成个性化优化策略报告，从而实现智能化辅助设计与动态成衣适配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在提高童装设计效率、优化供应链决策及降低开发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展示了在服装工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设计标准构建中的应用潜力与学术前瞻性。

珠绣作为传统装饰技艺在现代时尚产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机器珠绣无法胜任高难度工艺，而手工珠绣耗资耗时，导致珠绣的继承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用数智孪生技术赋能珠绣工艺，可有效控制开发时间和成本，兼顾精美度和精确度。首先在数智空间构建数字绣品以量化绣制信息，再在现实空间以量化数据孪生实体绣品，最后实体绣品由手工珠绣与机器线绣结合绣制而成。数智珠绣的生产路径为绣品的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塑造现代珠绣新业态起到积极作用。

席勒以审美之维变革人性根基的思维路径，彰显其建构人性自由的现实诉求。承继先验立场，席勒建构人性自由的思路呈现递进的逻辑线索：首先，通过构拟自由形式介入感性的可行性路径，以“现象中的自由”阐释人性自由根基的审美转化；其次，依循“优雅”对美与道德间张力的消弭，以“美的灵魂”构筑居间心境的先验根据；最后，依托生发于“自由心境”的“游戏冲动”，以“活的形象”铺就人性自由得以实现的通路。这一线索表明，席勒不仅聚焦于审美自由的塑造，更致力于立足审美之维建构人性自由的根基，这一路径对于构建“活生生”的人性自由彰显出独特意义。

“数字人文”作为一种研究理念与方法，通过数据处理、算法分析等方法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量化与可视化分析，推动人文学科在当代数字学术环境中创新发展。进入数字时代，以艺术史研究的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数字艺术史研究利用图像识别、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数字技术进行数据处理和量化分析，不仅重塑了艺术史研究方法，还打破了艺术史的传统叙事架构，促进艺术史学科与计算机、统计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目前，虽然数字艺术史研究依然存在一定争议，但作为数字时代艺术史研究的新尝试，数字方法已经成为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研究以1843年上海开埠为起点，通过时间分期和空间分类的方式，系统阐释上海城市环境“现代性”的演进逻辑和本土化路径。研究发现上海的城市环境演变有着动态的“现代性”表征，其发展逻辑可分为“妥协—包容—选择”三个阶段，在“认同与否定”的辩证统一中历经“移植与并置”“碰撞与融合”“嬗变与修正”等过程，在一系列的蓝绿空间重构、建筑装饰革新与公共艺术转向等发展中，形成“延续中有突破，更新中存传承”的独特范式——既遵循现代性的一般规律，又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为全球城市现代化提供“和而不同”的东方样本。

从全球化的视角判断，漆是亚洲特有的物质文化形态，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艺术媒介之一。20世纪初期，在装饰艺术运动和法国印度支那的殖民背景下，漆文化形成回流现象并催生了越南磨漆画，也由此间接推动了现代意义上中国漆画的形成。因此，从历史的视角判断，漆画的诞生具有全球化的背景。从艺术史的角度而言，在近一个世纪的过程中，中国漆画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由萌芽普及、发展反思直至形成文化的自我觉醒，可以称之为“三重阶”，最终完成了自身的构建，呈现了当代的繁荣面貌。从当代文化的层面思考，随着亚洲各国对传统漆文化的再认知，亚洲漆文化圈的新形态正在逐渐凸显，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漆画积极参与并在某种意义上引领了当代亚洲漆文化圈的重构，而中国漆画的觉醒也代表了东方文化及审美在当代亚洲的系统性复兴。由此，本文通过文化回流的背景、三重阶与自我觉醒的当代现状，以及重构亚洲漆文化圈的使命，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个节点的展开论述，指出中国漆画的发展已然不仅是艺术本身的问题，更具有重构当代全球性艺术话语的重大意义。

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数量众多，纹饰形象丰富，其中虎形象纹饰尤为特别，与中华历史文化紧密相连。通过对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民族志材料的梳理发现，虎成为湖南商器装饰母题，是神巫崇拜、地域文化特色以及文化基因延续等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彰显出文化交融与宗教信仰的深度互动。虎形象的丰富隐喻背后实际上是民族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映射与反馈。青铜器虎形象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叙事的一部分，是坚韧、尚勇民族精神的呈现。

粤剧电影近年来在国内外重要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为传统戏曲的现代影视化传承提供了借鉴思路。其中《白蛇传·情》与《谯国夫人》的票房都达到了千万级别，而《南越宫词》的票房却远远不及预期。同时，在票房获得成功的两部影片里，《谯国夫人》的话题热度以及传播广度都远不及《白蛇传·情》。本文以多模态话语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电影计量学的量化研究方法，对获奖的三部粤剧电影《白蛇传·情》《谯国夫人》《南越宫词》进行传播影响力分析。这种分析为粤剧电影的创作与传播提供有效的借鉴，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思路。

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化，是近代以来上海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孤岛”时期的话剧运动，对“孤岛”的社会与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是抗战时期话剧文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孤岛话剧包括了改编剧、现实剧和历史剧三大类。中国旅行剧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洪宣娇》作为“孤岛”末期较有影响的一部话剧，借古喻今，曲折表达团结抗战的主旨，反映了孤岛话剧从业者及观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该剧在“中旅”、编剧阿英、导演费穆乃至观众群体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而影响了此后上海话剧的发展。

重新回看近年国产悬疑剧的叙事场景及其空间特征，在悬疑—解谜和犯罪—破案等基本叙事要素和结构背后，不难发现某种异样性空间美学的集中爆发。国产悬疑剧的异样性空间，主要可以体现为三种类型：幽灵盘踞的家庭空间、失落的集体主义乌托邦，以及无法真正安居其中的当代都市迷宫。作为当代国产悬疑剧的核心征候，异样性空间美学同时也应当看作是中国当代都市栖居症候隐秘而强烈的爆发。

本文以阿方索·卡隆的电影《罗马》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以自传性影像重构母职经验，突破传统母性叙事的象征与功能框架。影片通过原住民保姆克里奥这一角色，将母职情感嵌入日常劳动、身体节奏与空间环境中，形成一种可感而难以言传的感官实践。文章从自传性与后记忆、日常照护中的身体动作，以及黑白摄影与长镜头构建的视听环境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指出《罗马》通过高度风格化的视觉语言和沉浸式的声音设计，使母职脱离语言和戏剧冲突，成为一种具身化的、沉默却坚韧的情感存在，从而实现了对母职经验的影像伦理与美学重构。

“城中村”作为中心—边缘冲突的场域，在黑色电影中常常成为秩序、规训之外的法律真空地带。以《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南方车站的聚会》为代表的本土黑色电影以“城中村”为典型空间，折射出城市跨越式发展带来的短板。游走在“城中村”的边缘群体承受着发展时差带来的创伤，参与空间争夺，成为霓虹景观下叵测命运的一环。“城中村”空间复杂社会生态的呈现，揭示出城市发展中野蛮、非理性的一面。

作为近代颇负盛名的戏剧创演双料文人徐半梅，借 “甲寅中兴”的契机，于1915年至1925年间作有剧本38部，其中24部的表达主题与伦理相关。文章以伦理叙事为讲述原点，聚焦其伦理叙事的结构模式、美学特征与角色塑造，揭示其在传统戏曲因袭与现代性延展中的过渡性意义，为近代戏剧转型研究提供范例。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主义交织的背景下，“新生代”好莱坞华人导演的跨文化创作实践成为重塑电影文化格局的重要力量。本文以关家永的电影艺术创作为典型案例，聚焦其从《瑞士军刀男》到《瞬息全宇宙》的创作轨迹，试图揭示其跨文化表达的新范式。研究借鉴场域理论和符号学理论，构建三维分析框架。关家永通过“双重屏蔽系统”在好莱坞主流语境中构建“第三空间”，实现东西方文化的缓冲与协商；进而以类型片裂变策略解构传统叙事晶格，生成具有跨文化穿透力的“超导符号”；最终通过对触觉符号的系统引入，突破视觉与语言的文化壁垒，重构认同感知机制。研究认为，关家永的创新范式为华人电影在全球语境中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成为电视内容生产新焦点。该技术赋能电视内容生产的价值在于多模态信息的足量生成与足质应用、电视内容产业“微笑曲线”的整体抬升与产值增值、叙事样态的多样化与理念世界的视觉化，而其潜在风险为生成运用下内容与视觉形式的实际应用失效、产业化应用中创意版权侵权与价值信息泄露、技术解构后内容生产人文性失位与人的主体性价值弱化。因此，需强调人类逻辑引领技术创新生产、实施技术与内容信息的人为监管、形成“人为主导，技术主体”的人机共治，从而完成电视内容和视觉形式的实质性提升，确保版权归属清晰与信息安全，以及实现内容生产人文性归位与人的主体性价值回归。

近年来，张律导演在东亚范围内的影响力日渐加深，国内外学界掀起了关于张律电影多向度的学术讨论且成果颇丰。而对于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及的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目前尚缺乏比较性的理论关注。在诸多诗学研究者中，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独树一帜地建构了“阿尼玛”现象学范式，可用来厘清尹东柱在张律电影里所呈现出的多维形态，当“阿尼玛”于东亚样本中“旅行”时，延伸出语言记忆、情感记忆和创伤记忆三重维度的“梦想”互文，为张律电影的跨媒介、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理论进路。

神经电影学是“实证—体验型”跨学科研究领域。它基于认识论多元主义，以不同理论框架桥接了认知神经科学和电影研究，从而发展出诸多命名版本，包括神经电影学、演化电影学、心理电影学、神经“电影学”以及具身神经电影学等。通过系统梳理各研究进路的代表性学者、认识论预设或实验范式，并逐一对其发展态势进行批判性评价，以期从概念内涵、研究转向和研究路线三个方面概览当代神经电影学研究之图景。展望未来，神经电影学应重拾对电影风格的关注，采取集合多层次解释的、生物文化的研究方案，在科学化与哲学化的互惠约束中寻求一种综览性视野，进而为建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电影学术体系提供理论资源与实践方案。

盛清扬州徽商马氏兄弟（马曰琯、马曰璐）精研考据，以书画鉴藏体系为依托，以文化资本重构社会身份，成为跨越士商界限的“通人”。本文以马氏兄弟的收藏艺术为切入点，以方士庶《补林泉高逸图》为重点，结合图像学阐释与文本细读，揭示马氏兄弟在自我形塑过程中的双重策略。既运用书画鉴藏完成文人化身份建构，又凭借收藏家的文化资本优势，游刃于卢见曾官僚团体与厉鹗野逸文人群体之间，构筑起跨越朝野的文化权力网络。盛清徽商收藏范式的新变根植于儒学世俗化进程，考据学推动鉴藏活动从“玩物”转向实证研究，而商人主体意识觉醒则催生其通过藏品体系争夺文化话语权。马氏个案昭示三个维度转型：鉴藏行为从雅玩到学术的范式转化；士商关系从依附到对等的结构转变；社会观念从阶层固化到价值重估的认知演变。其本质是文化资本在士商群体间实现双向流动的历史进程。